但是从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念出发，关于爵号谥规定则包含着对帝王的政治责任、道德义务的规定，是对君主权力的限制。
也就是说，以数的计算来追寻绝对性必然性，并以数的计算的得数作为《老子》的章数。一十一也当来自天地之数。
五天数分别与五地数相加，各得一十一。其章数之义，现存最早的解释见日本庆长间活字本河上公《章句》卷首旧题葛洪《老子经序》，其中云：于是论证著上下二篇八十一章五千余言……天以四时生，地以五行成。以阳行阴，故分为上下。四七二十八篇，其一曰斗矣，故二十九。如或说《尚书》二十九篇者，法曰斗七宿也。
从理性化的角度考虑，所谓神秘数字以至通常所谓汉代谶纬神学，都是以数的计算所显示的绝对必然性作为对于天道的真切把握。丁四新解释道：严遵本总章数设定的依据是‘以阴行阳，即以阴八乘以阳九而得72首。这不也同样证明人性恶吗？! 孟子并非不了解人类罪恶的存在，他也知道有人主张性恶论，他以比拟的方式说：牛山的树木曾经是很茂盛的，但是由于它在大都会的郊外，经常遭到人们用斧子去砍伐，还有够保持茂盛吗？当然，山上的树木日日夜夜都在生长，雨水露珠也在滋润着，并非没有青枝嫩芽长出来，但随即又有人赶着牛羊去放牧，所以也就像这样光秃秃的了。
相反，人们的行为如果有利于他人，满足了他人欲望的实现，人们会说这是善。[12] 苏轼也认为：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亲之间，见苏轼《韩非论》。来区分人之本性和人为之物，并认为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。古代圣明的君王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，认为人们是偏邪险恶而不端正、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的，因此给他们建立了礼义、制定了法度，用来强制整治人们的性情而端正他们，用来驯服感化人们的性情而引导他们。
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。[9]把逐利之人视为土匪强盗。
梏之反复，则其夜气不足以存。孟子的人性善，直接从人性中开出仁义礼智，缺少中间环节，让他的学说多了几分主观唯心，少了些许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。孔子曰：‘操则存，舍则亡。没有礼义，就会叛逆作乱而不守秩序。
所以弯曲的木料一定要依靠整形器进行薰蒸、矫正，然后才能挺直。当然，这只是大至的趋向，二者有交叉，并不绝对。纵性情，安恣孳，而违礼义者为小人。那么，那些强大的就会侵害弱小的并掠夺他们，人多的就会欺凌人少的而压制他们，天下人悖逆作乱而各国互相灭亡的局面须臾之间就会出现了。
二、性恶论 无独有偶，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有荀子的性恶论，而荀子的性恶论也主要是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发，这在《荀子·性恶》一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。由此看来，人性的善与恶都与人的内在欲求直接相关，是在人性的外在化中通过舍己为人或损人利己而产生的两极化。
至于那些因利欲而产生的罪恶，荀子主张通过礼义法度来制衡。进出没有一定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它去向何方。
因此，仅就人类最根本的欲望而言，它的满足，是必须具备内因和外因的。这对于荀子的论证目的而言当然是合意的，但正理平治只能算后天的政治施为，荀子要驳斥人性善，必须要针对孟子所说的四心来反驳，但我们从未见荀子有这方面的论说。可学而能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，谓之伪。如果抛掉君主的权势，没有礼义的教化，废弃法治的管理，没有刑罚的制约，站在一边观看天下民众的相互交往。姑且不说人是否生而好利，但生而有耳目之欲、声色之好则是人们更容易认可的事实。只有当人们强迫他人实现自己的性欲，这才是恶。
但是，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人性恶啊，人性本恶就象水往低处流，只是由于外力的矫正和后天的教育，人性恶可变为善。它们内生于人类的基本欲求，又必须在外在的对立物中完成自身的现实性，当人类社会出现了商品货币关系，当人类进入了文明时期，[14]人性的善与恶，有了更适宜的温床，有了更宽阔的舞台。
[6]一句无性则伪之无所加几乎让他对性善论的批驳无功而返。[12]以人类食欲衍化出的人类欲求，较多地趋向于恶，人们薄愿厚，恶愿美，狭愿广，贫愿富，贱愿贵，苟无之中者，必求于外。
[13]穷奢极欲，贪婪无度，以致于无所不用其极。不过，人们也可以提出反面的论证：人性本恶，逐利、疾恶、喜耳目之欲、有声色之好，这是人的天性，随时随地都在表现，所以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社会罪恶，即使是那些道德完美的人，偶或也难免有逐利之心，声色之欲。
这就是善良和邪恶的区别。或是大自然天然食物的供给，或是原始人群同心协力的劳作，或是群居而自然产生的两性结合，人们处于自然和谐之中，在孔子那里表现为大同之世，在海西奥德那里是黄金时代，在基督教是伊甸园，在洛克、卢梭那里是自然状态……当商品交换出现后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愈来愈普遍化，人们的生活需要愈来愈多样化，人们对财富的追逐亦趋于最大化。[7]） 荀子这里以善与恶的相对性来论证人性恶，因为有人性恶的存在，人类才有了善的设置。人可以被迫做坏事，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。
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，以为偏险而不正，悖乱而不治，故为之立君上之埶以临之，明礼义以化之，起法正以治之，重刑罚以禁之，使天下皆出于治，合于善也。[8] 三、人性善与恶的内因和外因 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双子星，两星并峙，辉耀中华，使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前就已达到对人性的理性思考，为中华民族的国家治理早早地扫除了神学的迷雾、摒弃了宗教的干预，这在世界史的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成就，为中国政治的理性通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，促进了中华文明超迈世界的历史进程。
夜气不足以存，则其违禽兽不远矣。应该说，人性善是客观存在的，人性善是人性的内在舒展，惟有如此，人类才能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未来，在举世皆浊中有隐隐的清流，在人民危难中有挺身而出的勇士，在国破家亡时有救亡图存的英雄。
反观人类世界各国各族，与孟子同时或之前的人，找不到一人有如此宏丰的人性善思想，更遑论在社会实践中证成一文明礼义之邦，开辟出道德昌明之域。而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等及其所生发出的仁义礼智，更像是后天教育的结果，而且也更难做到。
（原文是：孟子曰："今之学者，其性善。一生下来就有妒忌憎恨的心理，依顺这种人性，所以残杀陷害就产生而忠诚守信就消失了。我们前面说过，人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来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既非善亦非恶，是人类社会的大多数。所欲虽不可尽，求者犹近尽。
人们见到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和禽兽差不多，还以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天生的资材（仁义之心）。今夫水，搏而跃之，可使过颡。
说来相映成趣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，除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，还有一个主张性非善非恶的告子，使这一问题的论证更显精彩。若是，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，众者暴寡而哗之，天下悖乱而相亡，不待顷矣。
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如此吗？所以，假如得到滋养，没有什么东西不生长。墨子的兼爱、非攻，也预设了人性善的一方面。
